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 分卷阅读207

服得头皮发麻皮肤发痒，关节骨骼都泛起了松快的脆响——要不是现在还有宫人心腹随时窥伺，他恐怕早就跳下蒲团炼得身形似鹤形，或者倒在床上四处翻滚，用手指甲将床单硬生生抠出大洞了！

当然，即使顾虑到外人旁观，皇帝的脸色依旧是急剧变化难以自控，就算尽力压制镇定心情，也只能勉强停留在一种似笑非笑似绷非绷的境界，仿佛下一刻就要压制不住，放声大笑出来。这表情如此之古怪稀奇，以至于提心吊胆窥伺在侧的黄尚纲都起了满脑子的官司：

——不是，不都说皇帝头部的后遗症已经消失了吗？这怎么看着还这么离谱了呢？

皇帝显然不会在意大太监的心情。他咳嗽了几声，慢慢开口：

“你到文渊阁取一本《后汉书》来，朕要看一看。”

什么“罗马”他不明白，但对“大秦”还是有那么一点印象的。聆听天书之后，飞玄真君好奇大起，已经打算摸一摸这“罗马”的底细了。

黄尚纲赶紧俯首答应，真君则重新闭上眼睛，再入寂灭深定之中：

【不过，虽然被视为世界历史转折的里程碑之一，但长久以来，对《上虞条约》的研究是并不充分的，视角也很受局限。这在相当部分源于原始资料的匮乏——身处历史转折的个体并不总是能察觉到风向起伏的变化，至少在签订条约的当日，中葡两国的主要参与都并没有太看重这一场海战的结果。葡萄牙一方的维第格拉伯爵将战败引以为莫大的耻辱，终身未曾提起一字；中方主持谈判的海刚峰则秉持了从政以来公私分明的习惯，没有在文集中记载交锋的细节。所以长久以来，关于上虞条约仅存的详细资料，居然只有穆国公世子上陈给皇帝的《上虞奏报》。

但是吧，如果你选择相信这一份奏报，那么上虞条约的签订，其实就是“彰显了中葡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平等与自由的象征”——这么一大堆的溢美之词，与事实不说是若合符节，至少也是毫不相干；历史学家们苦心孤诣去伪存真，进度缓慢也是有的。

直到一百五十年前，整理东印度公司档案的专家们才有了意外之喜。他们从多年的废纸中找到了前董事会主席儒望遗留的日记，而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则堪称史学界的宝库，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甲寅变法之后中西交流的历史研究。而其中，对《上虞条约》的冲击，则是最巨大、最彻底的，几乎完全扭转了穆国公世子在奏报中为自己塑造的人设。

是的，虽然现在的初学者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儒望日记问世之前，受《上虞奏报》的影响（仅存的只有这么一点资料，事实上也不能不受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穆国公世子只是谈判中的边缘人而已，他在奏报中表现得如此单纯、无害、天真，完美的吻合了大众的期待——一个涉世未深的，幼稚的，甚至有些愚蠢的贵族，完全无力左右谈判的进程，只能蜷缩在幕后围观交锋，甚至有被葡萄牙人玩弄于股掌中的嫌疑——在日记出来之前，世子基本就是这么个形象，就算有人质疑，也找不到什么根据。

但日记完全改变了这一点；在儒望陪同参与《上虞条约》谈判的十余日中，他将幕前幕后的消息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了下来；各种细节互相比对彼此瓜葛，揭露出了血淋淋的事实。其中关于穆国公世子的部分刺激而又敏感，以至于后世史学家甚至又戏称《儒望日记》为《穆国公世子的双面人生》，两种资料描述角度差距之大，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惊人。

至于怎么个“双面人生”嘛……这里我们可以稍举一例——在穆国公世子的奏报中，他自己是“体贴大局”、“全力维持中葡友谊”，到了两军对垒的关键时刻，还在念念不忘的维护所谓外交的体面，天真到近乎于迂腐；但在儒望的日记中，世子是这样描述中葡两国传统友谊的：

「……中国与葡萄牙的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决不允许任何组织破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即使这个组织是葡萄牙政府。」

】

皇帝忽然又咳嗽了一声，一口气差点走错经脉，震得他肺部发疼。

不过，没等黄尚纲再次滚过来问候，飞玄真君便不耐烦的挥一挥手，驱散了围拢的宫人——他看天书正看得正入神呢，哪里容得外人打搅？

【当然，这种言辞上的剧烈反差还不止一处。又譬如，世子在他的奏折中宣称，朝廷对于南洋采取的是“和平共处”、“共同开发”的准则，言辞温柔敦厚，很得泱泱大国的体面。但在儒望的日记中，世子对所谓“共同开发”的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还真开发呀？”

…………

不过，相较区区的几句狠话，最让历史学家们吃惊的还是世子在整场谈判中所占据的地位——在早期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仅仅将穆祺视为主持上虞条约的花瓶，除了所谓的“两顶皇冠”的论调之外，并不以为彼时尚且相当之年轻的世子在谈判中能起到什么主导的作用，整场会面应该是大部分由海刚峰及儒望控场，其余不过备名而已；可从日记中看，事实却并非如此；或者说根本就是大相径庭，完全颠覆了数百年来的印象。

在儒望的记载中，他与海刚峰出面同葡萄牙人谈判的时候不是没有遇到过麻烦；其中关于赔款相关的争论，尤其是谈判的重点。葡萄牙人当然不愿意平白无故的支付高额的赔偿，所以在会谈中胡搅蛮缠，竭尽全力的试图削减金额，一度将谈判拖延到近乎于破裂的地步。而儒望将消息上报到穆国公世子时，世子却没有对谈判作出任何具体的指示（从这个角度讲，穆氏“花瓶”的定位也算其来有自）；他只是反问儒望，知不知道古希腊女祭司匹提亚的故事。

“女祭司匹提亚得到了神的启示，写下了十卷预言。她找到了希腊最强大的王国，要将这十卷预言卖给他们，开价是十个城邦。”世子道：“国王觉得这实在是太贵了，于是婉言回绝，希望能讲一讲价钱。匹提亚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第一卷预言立刻扔到了火里，然后告诉国王，剩下的九卷预言开价二十个城邦。”

“因此，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告诉葡萄牙人，乃至南洋所有的外国人，中国开出的第一个条件，永远都是最好、最妥帖、最照顾朋友利益的。”儒望清楚地听清楚了世子的话：“如果他们拒绝了这最好的条件，那我们也就只有表示遗憾了。现在，请你转告对方，我方索要的赔款增加十万两。”

——到了最后，赔款总额就变成了四百一十万两。

即使在如今看来，这种反差也是相当令人震骇。更不用在研究风气还相对保守的早期。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