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斗争

（一）

1946年秋末。(看到顶点网).

解放后，警察署改成黑台区政府办公室。后墙上用白灰写了两趟大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

天黑以后。高警佐的太太过来串门。她惶恐不安、心神不定。妈妈：“咋的啦？快坐下！”高太太坐到炕头炕沿上，悄声对妈妈说，“**在平阳镇、半截河那边开始斗争了。”妈妈：“什么叫斗争？”高太太：“有房子有地的、有钱的、当过差的、开买卖的……家里的房子、地、值钱的东西都让土改工作团给分了。”妈妈：“是不是像人家说的，要共产了？”高太太：“不叫共产，叫斗争！不光分东西，还抓人游街、蹲笆篱子，还打人，有的人，活活给打死了。”妈妈：“那么蝎虎？是真事儿呀？”高太太：“西街老吕家平阳镇的亲戚怕挨斗，吓得跑到他们家来避风，亲眼所见，一点都不假。”妈妈：“高警佐有信没有？”高太太：“民主联军进来之前，让人捎来两封信，在沈阳呢。”妈妈：“若是在家，还不得挨斗争啊！”高太太：“那还用说，一准儿跑不了。你们家傅先生也得加点小心。”妈妈：“还能不管干啥的，当过差的就都斗争？”高太太：“谁知道呢？”

（二）

几天后。黑台来了土改工作团。

刚刚吃完早饭，两个陌生人走进老杨家院里。一个穿蓝布上衣的人对着我家的房门问，“傅同志在家吗？”我听到后，觉得奇怪，问道：“我们家有人叫‘同志’吗？”妈妈对父亲说，“是不是叫你的？”父亲迎了出去，问；“找谁？”那个人：“噢！傅同志在家呢。”父亲：“两位请进！”

两个人一前一后大摇大摆的进了屋。没等让，两个人就毫不客气地坐到炕沿上。还是那个穿蓝布上衣的人，似笑非笑，没有说废话，张嘴就说，“傅同志丈量土地是行家呀！”父亲：“丈量过，算不了行家。”那个人：“听说了，在黑台，丈量土地，算账打算盘子，就数你了。”来的另一个人：“我们是土改工作团的。到黑台来，就是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工作团请你出来帮着我们丈量土地。可以吧啊！”

丈量土地，那就是意味着要去分人家的土地。父亲没有说什么。妈妈意识到：这事是无法推脱的；工作团的人能叫你“同志”，那也是看得起你。于是笑着对两个人说，“公家的事儿，哪有不可以的。”父亲也点了点头。穿蓝布上衣的人：“那好！下午一点到区政府，找工作团，找我们两个谁都行。”父亲：“二位贵姓？”那两个人说了姓名，站了起来，一个人把两只手插到裤兜里，走在前面；一个人倒背着手，环顾一下外屋，向院子里走去。

看那两个人向大门走去，我说了一句，“这家伙！还挺牛的呢！”妈妈：“别瞎说！”

父亲一连几天都是跟着土改工作团出去丈量土地。为了丈量方便，父亲到南街阎木匠那里做了一个木制的“步弓”（丈量土地使用的量具）。每天出去的时候，父亲都把它扛在肩上。

（三）

划阶级，定成分，开始了。

一开始，给我们家定的家庭成分是“雇农”，理由是我家土改前三年没房子、没地，经济来源只靠父亲的薪水。过了一阵子，村农会又把我家成分改为“贫农”，理由好像是我们家还没有穷得像“雇农”那样。好歹雇农和贫农都是农村的“主人”阶级，都是革命阵营的主力军。

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专政与被专政的重要标志。贴上了地主、富农的标签，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每一个走向社会的人的命途，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家庭成分问题的影响。当然！在政策上有一条：不惟成分论。其实，还是没有离开“成分”的烙印。

土改后，在我们可以联系到的亲属当中，特别是本家的亲属，几乎没有贫雇农。可想而知，我们家的命运能够摆脱阶级成分的困扰吗！

（四）

区政府院子四周的大杨树的枯叶，在秋风里飒飒地飘落着。办公室房前用厚木板搭了一个戏台，戏台上方扯了一条红布横额，上面贴着四张菱形白纸，白纸上写着四个黑色大字：诉苦大会。

台上右侧站着两个人，低着头，畏首畏尾，有如霜打的茄子似的。台子正中间放了一张办公桌，桌上铺了一条线毯。台上左侧两条长板凳上坐着四、五个人，交头接耳、戚戚喳喳，不知在说些什么。

一个人走到台子中间的桌子后面。他身穿退了颜色、四个兜、长长的黄军装，腰里扎着宽宽的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这个人身材消瘦，大高个儿；他操着南方口音，讲话时把每一个字都抻得长长的，以又尖又细的声调喊着讲：“乡亲们！今天区政府在这里召开斗争恶霸地主、群众诉苦大会！……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

台下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呀？”“区委书记。”“区委书记是什么官？”“大概是黑台最大的官。对了，人家不叫官，叫干部。”“土改工作团的人不是都叫干部吗？”“干部也有大干部、小干部，区委书记就是我们区上最大的干部。”

区委书记讲完话，开始诉苦。西街的张老懒面对着台子右侧的两个人，大声讲着什么，时不时地举起左手指点着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低着头，有时斜着眼睛偷偷地看看台下的人群。工作团的一个人在诉苦人诉苦时，经常走到台边，领着群众喊口号。老百姓对于喊口号并不熟悉，喊了前半句之后，后半句就含糊不清了。

冯长友手里拿一张纸走上台，到了桌子旁边，低头看着纸上写的字，像念课文似的念了起来。念了几句，就歪过头看一看左侧坐在长板凳上的人，好像在问：这样念行吗？那几个人，毫无表示。冯长友很快就念完了，急着跑下台来。工作团的一个人又跑到台边，领着大家喊口号。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人们议论纷纷。“一个街上住着，有什么仇，什么冤啊？”“工作团的人说啦，有钱人就是穷人的冤家。”“跟黑台老百姓有仇的早跑没影了，……”老曹家大小子问冯长友，“怎么没有让你爹上台去诉苦呢？”“我爹不愿意出头露面。工作团的人就让我去诉苦。”“你干嘛还拿一张纸念呢？”“那是工作团的同志给写的。”

（五）

1946年腊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太阳落山后，耿发他妈溜达着进了老杨家院里，走到我们家门口，依着门框，问我妈，“吃完了？”“啊，进屋坐一会儿！”耿发他妈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叨咕着，“住后屋可比前屋强多了。”“是啊。”耿发他妈坐到炕沿上，看看窗外，放低了声音，“知道不？曲屯长死了！”“谁说的？好好的，怎么就死了？”“打死的。”“谁打的？”“工作团让基干队打的！”“曲屯长挺老实的，犯什么罪了？”“他能犯什么罪！不就是当个小屯长嘛。”

电线杆子下面，人们在议论曲屯长被打死的传闻。“工作团一来，就把曲屯长给抓进区政府的笆篱子里去了。”“什么罪呀？”“当伪屯长呗。”“当个伪屯长也不至于犯死罪呀。”“都是基干队那帮愣小子，没深没浅，曲屯长那个身板还能扛他们折腾。”“听说拿胶皮管子蘸凉水，浑身都打青了。”“基干队都是些什么人！连王八子都混进去了。要说该打的，我看是王八子。”“听说曲屯长老婆上区上去闹去了？”“人死了，闹不闹能怎的。”“说是区委书记向曲屯长老婆子道歉了，要处罚带头打人的小队长。”

（六）

1947年1月，小寒过后，过小年之前。黑台村“斗争”开始。

基干队民兵二十几个人跟着工作团的干部从村公所出来，急匆匆向东街东头走去。

过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民兵押着两挂大马车向村公所走回来。车上拉着箱子、柜，大包小裹装得满满的。耿发他妈在观看的人群中说，“这是谁家搬家？往那搬呀！”一个民兵看看耿发他妈，又瞅瞅大伙，说道，“搬什么家！这叫‘斗争’。开分啦！”从东头传来妇女和孩子的哭叫声。老田家大婶儿说了一声，“我的妈呀！”回到屋里，把门咣当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两辆车同样装得满满的，向村公所走去。老马家老三问赶车的民兵，“这都是谁家的呀？”赶车的民兵：“等着吧，谁家也跑不了。”这一天，东头有六、七户人家的东西被拉到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村公所门前扯上了电线，挂上几个一某度的大灯泡，夜里民兵看守拉来的东西。

晚饭后，妈妈和父亲小声商量着什么事。“听说要挨家挨户地把东西都拉到村上去？”“看样子，大概有那个意思。”“那可咋办？”“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点儿吧。”“有啥值钱的！

父亲把一个一米多高、镀锌板外表面喷的绿漆、平时装粮食的铁桶放到炕沿边。妈妈把俄罗斯毛毯、缎子被、锡器等摆到铁桶旁边，父亲忙着把东西往铁桶中塞。妈妈：“先别忙着往里装啊！装满了还能搬动了吗。”父亲：“是啊。还是先挖坑吧。”

父亲在外屋北墙根儿、老杨家原来的萝卜窖旧址开挖；这个地方土质疏松，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大坑；地中间堆满了黑土。

父亲把铁桶放到坑里，又把要埋藏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塞到桶里。最后用一块日本军给战马披的防化学武器的胶皮斗篷包在桶口。大坑填满土以后，姐姐和我上去踩了又踩；又撒上一层小灰，尽量不让人看出有新挖的痕迹。

父亲看了看地上堆积的土，对我说，“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屋外满天星斗，连一丝风都没有，零下三十度的冷空气像锥子一样，一下子就扎到你的肉里。外面死一样的寂静；我仿佛听到了从地下传来空空的刨地的声音。回到屋里，我捂着耳朵、又哈哈手，“外面啥也没有。我听着好像有挖坑的响动。”父亲：“行了。拿土篮子装土，把土倒到猪圈去。”猪圈里没有猪。我们把土倒完了之后，又弄些乱草铺在土上面。后半夜，全家才上炕睡觉。

拉了三天，眼看着就要到魏皮匠家了。村公所门前大道上堆满了“斗争果实”——东头各家各户可以拿走的东西。

早晨，飘起了小雪。今天，工作团和基干队民兵没有过来。十点多钟，雪停了。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打开自家的房门，东张西望。魏皮匠和老马家吹棚的人来到电线杆子底下，看到的人们也大着胆子聚拢过来。老田大叔：“今天怎么没过来拉呀？”“兴许不拉了？”“那敢情好了。”“再拉就拉到老魏家了吧？”“这就是‘斗争’？”“谁知道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心里惶惶不安……。老曹家大小子、冯长友几个同学从村公所那边跑了回来。到了人群跟前，冯长友和老曹家大小子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同时对大家高喊，“停了！停了！不拉了！”“怎么回事？”“听说东安来人了。不让挨家挨户地拉了。”“就是嘛！这么整，定阶级成分还有什么用！”“是真的吗？”“不信，你们自己去问问。”“让组长去问问吧。老赵啊！你去一趟村公所打听打听呗。”

赵组长从来就少言寡语，他看看大家，没有吱声，向村公所走去。我们几个孩子像尾巴似的，跟在他的身后。

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西自老郭家肉铺，东到福成油坊，几百米的大街上，堆满了从东头那二十几家拉来的东西。十几个基干队民兵，背着枪、抄着手、跺着脚，不停的走来走去；看样子，冻得够戗。

大人们进了村公所。我们几个同学开始浏览堆在大街上的“斗争果实”。“这还能分清哪个是谁家的吗？”“看！猪肉半子。”“还有豆包，饺子……”靠近村公所门口的道旁，支着一口大锅，锅下是没有燃烧干净的劈材，锅里有凝固的豆油。锅旁边的桌子上放了几块冻猪肉，盆子里有没有吃完、油炸过的饺子……。

一个基干队民兵晃晃荡荡走了过来，冲我们几个人大声嚷嚷，“看什么看！离‘斗争果实’远点儿！都给我滚回家去！”

第二天一早，东头被分了的二十几户人家，接到通知，到村公所去领自己家的东西。他们冒着严寒，车拉、人推，背的背、扛的扛，哩哩啦啦整整倒腾了一头晌。

几天后。老田大叔笑着问父亲，“那天晚上往地下藏东西了吧！”“你咋知道的？”“你寻思就你们一家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也舍不得让人家给分了。”“东头的东西有没有丢的？”“听说过年的嚼裹，有的让站岗的民兵都给‘顾食’了（八一五时期的语言，意思是吃了）。”

（七）

纠正了挨家挨户平分家产的错误做法之后，开始对地主、富农进行斗争。区委书记被调到东安联中当校长去了。

下午。假阴天。土改工作团的领导让儿童团跟着基干队民兵与农会的人去斗争南街的一个煎饼铺。

民兵和农会的人从煎饼铺里往外搬东西、装车。儿童团拿着红缨枪在煎饼铺前屋后院蹿来蹿去。一个抱着木箱的民兵冲我们骂道，“小孩崽子！绊手绊脚的，一边呆着去！”我们的儿童团长不服，顶了一句，“管得着吗！土改工作团让我们来的，你敢反对呀？”“行！行！你们是小祖宗。”

后院有一个同学大声呼喊，“快来呀！磨盘底下有一个木桶！太沉了，我搬不动。快来看看！”大家把那个木桶捞了出来，它是一个木制小清酱桶，桶上印着“萬”字商标。打开桶盖一看：里面满满的一桶伪满的硬币。儿童团长兴奋的向工作团的一个干部报告，“同志！这里有一桶钢镚！”工作团过来两个人，一个人一脚把木桶踹倒，一桶硬币哗的一下，散了一地。另一个人用手在硬币里扒拉扒拉，未见其它东西。工作团的两个人相互看看，一个人说，“全是钢镚，不值钱，给他们拿去玩儿吧？”另一个人：“行！大团长！给你们大伙分了吧！”听到工作团把钢镚给我们了，大家扔掉红缨枪，趴在地上一把一把地往自己的衣兜、裤兜装硬币。工作团的一个干部对农会会长说，“让这帮孩子滚蛋得了？”会长：“行！儿童团！听着！把钱装满了，就都滚回去吧！”儿童团团长：“骂谁呢！让走就走，滚什么滚？团员们！把红缨枪扔车上去。撤！”

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煎饼铺，跑到区政府院里玩起来“打钱摞”游戏。（“打钱摞”游戏：这是一种锻炼投掷准确程度的运动。在游戏场地上摆一块砖头，参加游戏的人把硬币按照事先约定的数量摞到砖头上；在距离砖头五米左右远（可远可近）的地方，划一条直线。开始时，参加游戏的人站在砖头的后面，把击打硬币的坨子掷向直线，谁的坨子距离直线最近，谁就有击打硬币的优先权；谁把砖头上的硬币打到砖头下边，硬币就属于谁。）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回家。我兜里的硬币所剩无几。

（八）

贫雇农开始分享“斗争果实”了。

赵大爷是新选的组长。他让冯长友、老曹家大小子几个人挨家挨户地通知：吃完晚饭一家派一个人到组长家开会，分从地主、富农家“斗争”来的“胜利果实。妈妈问父亲：“去不去？”“不去能行吗？”“谁去？”“反正我是不去。”妈妈看看我，然后说，“你去吧！”开会人多、热闹，我当然愿意去。

土改时，赵组长家分到了临街的三间房子。从我家出来，拐过老杨家碾房就是他家的后院。我从后院到了他家后门，门一开，一股抽烟的臭气扑面而来，呛得我咳嗽不止。屋里南北炕上坐满了人，在抽烟的烟雾笼罩中，看不清炕上人的面目；本来就不太亮的四十度灯泡，在弥漫的烟雾中，更是暗淡无光。南炕炕中间有一个装着黄烟的大烟笸箩，炕上的人，用旧杂志、破报纸卷着黄烟，一口一口地吐着混浊的烟雾。炕稍一个老头偎缩在炕犄角，半蹲半坐，齁齁地咳嗽不止。北炕坐的都是半大小子，也都学着南炕大人的样子，嘴里叼着卷的烟卷。我在炕沿上找了一个空地儿、挨着同学赵福坐了下去。我让烟呛得连连打了几个喷嚏，淌出了眼泪。

土改工作团的干部、农会的人和赵组长在外屋分劈从村公所送来的“斗争果实”。外屋地下，从南至北一堆一堆的分开摆放着要分的东西。每一堆东西好坏、多少都是不一样的，最好的在南头。

分东西开始。赵组长喊道：“张尥蹶子！你是头一号，过来拿东西！”张尥蹶子靠着窗户睡着了。附近的人推了几下，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下地，趿拉着破乌拉头子，走到外屋。

赵组长手指最南头的一堆东西说，“尥蹶子！这堆儿是最好的，拿走吧！”张尥蹶子看了看，没吱声。他站到第四堆（一床狗皮褥子、一件日本军用大衣和其它东西）跟前，说，“我不要最好的，就要这一堆。行不？”赵组长看看工作团和农会的干部，工作团的一个人说，“行吧。”张尥蹶子乐乐呵呵地抱走了那堆东西。

赵组长喊着到场的每户户主的名字；炕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拿着分到手的东西的人一个一个地走出房门；一股股冷气间断地冲进屋里。炕上还剩下三个人了，赵组长喊到了父亲的名字。我到了外屋，拿起赵组长指着的一堆东西，从后门跑回家。

我把分得的东西往炕上一扔，表示完成了领取“斗争果实”的任务。奶奶从北炕过来，扒拉着看炕上的东西：一个褥面、一个绣花枕套，还有一件没有纽扣、没有衣领、湛蓝色缎子面的女人上衣。奶奶拎起那件蓝色上衣，生气地说，“怎么什么都给分了！装老衣裳你也往家拿！”奶奶看着我，我觉得有些冤，“那是人家工作团给分好的，也不是我自己挑的。谁知道什么是装老衣裳？”奶奶：“给死人穿的！”妈妈：“把那件衣裳偷着扔了吧。”我问：“这就扔？”奶奶：“扔！我瞅着它膈应人（方言：使人厌烦）。跟你爹一块去扔了它，趁着天黑没有人看见。”

我拿着那件衣裳，父亲跟在后面。锛儿喽也一起窜出门外，向院外跑去。到了围子边上的小桥上，我问父亲，“扔桥底下吧？”“行！”我把衣裳卷巴卷巴扔到桥下，和父亲一起回了家。

早晨，老杨家二嫂手里拿着喂猪的水舀子，站在我家门口对妈妈说，“大婶！你看你们家锛儿喽嘴里叼的什么东西？”妈妈一看是昨天扔的那件衣裳，急忙喊我，“出来！看你那个死狗叼的什么东西！”同时对我使眼神，我一看，便明白了。“这个小死狗！什么你都敢往回叼！我打死你。”说着我用脚踢了它一下，“去！给我送回去！”我连踢带打又吆喝，把锛儿喽撵到围子边小桥底下，扔了那件衣裳。回到家，妈妈问：“有人看见没有？”答：“没有。”

（九）

杨木岗传来噩耗。在土改斗争中，杨木岗村村长我的三爷被处死了。外祖父全家“净身出户”，被撵到屯子边上的一个破马架子里，难以安身。外祖父命大，斗争中被打昏死几回，都缓了过来。在这场“斗争”中，父亲、妈妈两个亲戚体系中，像我们家没有被清算、被斗争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

噩耗传来，妈妈偷偷地哭了几场。虽然在人们面前看不出她的哭痕，但是悲哀的心情还是无法掩饰地表露在举止行为之中。

尽管在黑台我们家定成分是“贫农”，在亲属绝大多数都是斗争对象的形势下，万一有个株连，凶吉未卜；全家人笼罩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阴影之中。

（十）

配合土改和参军支前，学校排练演出节目。演剧，可以说我是“老手”了。在小学毕业之前，学校的每一次演出，我都没有落下过。奶奶说：这小子属穆桂英的，阵阵都少不了你！

这一次土改期间的演出，是解放后学校的第一次演出。学校前面的大操场北侧，区政府用木杆、木板、席子搭了一个大舞台。把从地主、富农家“斗争”得来的幔帐挂了起来，前后台用幔帐隔开、挑选两个大一点的幔帐做幕布。

下午，漫天飘起雪花，天气不算太冷。区中队基干民兵和我们学校的学生列队站在舞台前面，各村屯的贫下中农散乱地站在会场的中间。

区政府的一个干部在舞台上喊道，“都准备好了吗！就要开演了。”马老师在后台管理我们这些演员；林老师已经坐到风琴后面，不断地摁动琴键；姜老师站在琴旁，把小提琴夹在下巴颏和肩膀之间，凭借风琴的声音调整琴弦。林老师的风琴、姜老师的小提琴是我们学校演出的基本乐器；配套的是锣、鼓、镲之类的打击乐器。

开演之前，区政府干部讲话。大意是**领导农民翻身闹革命，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是土地还家……。翻了身的农民要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区政府的另外一个干部在台上带领基干队民兵和学校的学生呼口号。

我参加出演的节目是压轴戏小歌剧。反映一个贫农家庭分到了土地、分得了斗争果实，翻身做主人的故事。我扮演一个孩子。我的唱词大意是：今天发地照，高高兴兴往家跑，吃顿白面饺，……。演出结束后，天已经快黑了。

回到家，正赶上妈妈包饺子，我高兴地问：“你们是不是听见我演剧唱的歌词了？”“你唱的什么词？”“今天发地照，……吃顿白面饺……”奶奶：“正好，我没看见，你给我唱一个。”我在屋里边唱边扭，把奶奶逗得笑个不停。

土改时，我家五口人，分了两公顷半耕地。没有分到房子。

（2004121320070622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