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苏联火车来了

午饭后，天空格外的亮，毒辣辣的太阳光，照得人不敢睁眼睛。老田家小锁子从家里出来，“老毛子要扒铁道啦！去不去看看？”“去！你怎么知道老毛子要扒铁道？”“今天一大早，来一个人找我爹，让车站上的人都得去上班，跟苏联红军一起扒铁道。”“扒铁道干啥？”“把铁轨拉走呗，我爹说的。”“铁轨拉走了，火车怎么开啊？”“不开了呗！”

几十个苏联红军在铁道上作业。有的用镐刨、有的用撬杠撬、有的在移动枕木……。看样子，工作得十分紧张。

火车站西，铁路小桥那边停了一列火车。火车头的烟囱上和连着杠杆儿的大车轮下边不断地喷射着蒸汽，发出嗤嗤的响声。蒸汽在灿烂的阳光里闪动着，眨眼的功夫，就消逝得踪影无存。我俩刚要向路基上爬，就被在路边站岗的苏军战士拦住；只得站在下面观看苏军作业的情况。我仔细地看了看火车头，觉得和伪满的不一样。我自言自语，“这个火车头好像跟以前的不一样？”旁边的一个人看看我，“眼睛还挺好使呢，那是苏联的火车头。”小锁子问那个人，“来火车了，怎么还扒火车道？”那个人：“我们的火车比苏联的火车窄。得把铁轨扒了，往宽放一放，苏联的火车才能走。”

三天后，火车道上又开始有火车行走。

傍晚。刚刚吃完晚饭，姐姐正在捡桌子。窗外，由远而进传来万马奔腾似的响声，夹杂着“哞哞”的牛叫声。我趴到窗台上，看见大街上奔跑着一群黄牛。

我站在门口，好奇地观看这从未见过的这么多奔牛的场面。它们是从火车站跑来。到了电线杆子旁边的十字路口，有的往东跑，有的往北跑。锛儿喽站到路边，仰着狗头“汪汪汪”叫个不停。

南街有人高喊，“各家各户注意啦！各家的男人都出来！帮助苏联红军把牛截回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停在车站上的一列火车上载的牛，都逃出车厢，向铁道北、黑台街里四散奔走。这些黄牛，基本上都是幼牛，有的长了犄角，有的刚刚露出小角尖。它们的个头倒长得挺大。

经过苏联红军和村里的老百姓一宿又第二天大半天的围追堵截，总算是把绝大多数的牛给赶回车站、弄到火车上。

少数几头跑得远一点儿的牛，被山后的几户人家给昧下。土改的时候，有的人家为了此事，还挨了斗争。

电线杆子底下，人们又在议论。“不知道老毛子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牛？”“横是不是从苏联拉来的。”“那还用说吗！人家苏联是战胜国吗。拉走点儿牛算什么。”“比牛值钱的东西那不是太多了。铁轨、洋瓦、电线……哪列车不是都装得满满的！”“这是咱们看见的，瓦罐车里装的东西，谁知道是啥好玩意？”“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光复了东北，你不是还得感谢人家吗！”看见火车拉走的东西，大人们的纷纷议论，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日本开拓团种的马铃薯大丰收。苏联红军把全村的人，包括孩子们都动员起来，给他们起土豆。火车站东侧道岔子上停着一列带车厢的敞篷货车，大卡车穿梭于车站和土豆地之间。土豆地里，大人们驾着犁杖、赶着牲口翻土豆，孩子们往土篮子里捡土豆，捡满了送到卡车旁，有人把土豆倒到车上。

下午，太阳眼见就要落山。我们三个同学在地里捡满了一土篮子土豆，急急忙忙走向停在地中间的一辆大卡车。奇怪的是车里没有人。我们环顾四周，大地上也空无一人。驾驶楼里，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有一块黑色、四方形、散发着酸味的大列巴。“怎么办啊？”“喊人吧。”我们三个人放开喉咙，大声喊了起来，“有人吗！快来人哪！”空旷的大地上，瞬间把我们的喊声吸收得干干净净，连一点儿回音都没有。“上车吧，反正得有人把车开回去。”我们三个人爬上了汽车。车里装了半车土豆。我们靠着车厢板坐着，天已经暗淡下来。我们心里十分害怕。一个同学说：“天快黑了，我们自己往回走吧？”“不行，离家那么远，一会儿天大黑了，谁敢走啊。”“那怎么办呀。”“还是喊吧。”我们三个人又使尽全身的力气高声呐喊。呼号的声音在万籁俱寂的夜空回荡，我们急切希望这个声音能够让村里人听到。喊不动了，我们躺在土豆上。我仰望着夜空，星星在没有黑透的天上，一个接一个地迸了出来，个个都像水洗过一样，晶莹透亮。一股凉风刮来，我打了个冷颤，肚子也咕咕地叫唤起来。“饿不饿？”“快饿死了。”“掰一块大列巴吃呀？”“恶酸的，不能好吃。”一个同学：“别说话！听！好像有声音？”我们三个人立刻来了精神，站在车上，仔细听着。从北面传来踢里趿啦的脚步声。“看！那边晃晃悠悠地过来一个人。”“哎呀！总算有人了。快喊！”我们三个人又大声呼喊起来。那个人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们的喊声；只是低着头，步履蹒跚，向卡车走来。

他是汽车司机。他爬上了驾驶楼，汽车发动了起来，车厢颤抖着开走了。卡车压着横垄地，山下颠簸，驶回村里。

汽车停在红军司令部门前。我们三个人跳下汽车。驾驶楼里的司机趴在大列巴上，睡着了；发出一股难闻的酒臭味。

父亲和另两个同学的家人都急切地等待我们回来。大人们和翻译说了些不满意的话，翻译也一再地替苏联红军表示歉意。

从那天以后，我没有再去给苏联红军起土豆。

（2005－05－282007－04－0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