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师 演剧（一）

两只黑眼睛的刘主任把我叫道办公室。他拽了拽我的耳朵、又掐了掐腮帮子；我觉得有些疼。刘主任的两只黑眼睛在粗眉毛后边直勾勾地看着我；挺吓人的。

“明天你到学校剧团来演剧，”刘主任的两片薄嘴唇不知是张是闭，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带有浓重大连口音的话。然后看了看站在一旁的一个学生，“你把他领到剧团去。”那个学生把我领到紧东头的一间教室。

刘主任是伪满“新京”建国大学毕业。在我们学校里当教导主任。温校长不管的事儿，他全管。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不说中国话，活像个日本鬼子。

剧团是临时组成的。演员都是优一、优二年级的学生。低年级的学生只有我一个。

剧团排练的是一个话剧。我只记得我是扮演一个小孩儿；剧情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毕竟，那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情！然而，正剧开演之前的一个活报剧，我却记得清清楚楚：

在台上，我扮演一个“满洲人”（伪满时期，是不准中国人说自己是中国人的。像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当我走到舞台中间的时候，从左右两边上来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他俩个头上戴一个硕大的礼帽，画着英、美国旗；挺着个大肚子，身穿黑色燕尾服，脚穿带尖的大皮鞋；美国人手里拿一根文明棍，英国人手里攥着一根绳子。他俩个到了我的身旁，先是给我吃糖，然后就用绳子勒我的脖子。快要勒死的时候，上来一个日本兵，他一身黄军装，端着插着日本膏药旗、上了刺刀的步枪，刺向英国人、美国人；吓得两个人仓皇逃窜。然后，那个日本兵把我举起，走向后台。——不言而喻，这是一出为日寇侵略中国障目、有辱中国的小品。

学校剧团不仅在黑台演出，还到铁路沿线的村镇巡回出演。有两次出去演出，至今还有较深认像。

有一次，到永安去演出。晚上要住在那里的一个大车店中。大车店只有一铺大炕，男女生只能住在一个炕上。刘主任站在地中间，看看炕头，又看了炕稍，说，“男同学住炕稍，女同学住炕头。”一个女生喊道，“不行！炕头离门近，害怕。”刘主任：“啊！那就让男同学住炕头。”那个女生又说，“男女生住一铺炕，连个遮挡都没有，那怎么行啊！”

刘主任也觉得不妥，找来店掌柜的，问：“有没有幔帐？挂在男女生中间。”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没有。”刘主任在地下挠挠头，抬头看见了我，说，“啊！有了！你睡在当间儿，把男女生给隔开。就这么办！”说完他磨身走了。又是那个女生喊道，“闭灯！好脱衣服。”一个大个男生站到炕上，把灯闭了。男生躺下就睡；女生那边倒是戚戚喳喳说个不停，偶而发出一点笑声。吃早饭的时候，一个男生刮了我的鼻子一下，说，“行呀！比幔帐还中用啊！”我回了一句，“去你的！”大家先是愣了一会儿；突然间，爆发了一阵笑声。刘主任出现了，大家赶紧吃饭。

又一次，去连珠山演出。不坐火车，步行。

夏末，阳光明媚。刘主任率领着我们十几个小学生，顺着铁路向东走去。铁轨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辉。铁道南是一片片蒲草，蒲棒已经成熟，一些脱落的蒲棒绒，在空中飘荡着，随风而去。野鸭子在不远的水泡子成群游荡，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噗噗啦啦的在水面上向南飞去，转了一圈，又都落了回来。

大家说笑着，不一会儿就到了老贺家小山铁道拐弯处。这时，我的脚让皮鞋磨的有些疼痛，一瘸一拐的走着。一个女生问：“你穿的新皮鞋是不是磨脚？”“啊。”我答应一声。“快把鞋脱下来，等一会儿还不得把脚磨出泡来！”我脱下鞋，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光脚走在枕木上，舒服多了。

一个男同学脚踏铁轨、平伸双臂，晃晃悠悠的走着，喊道，“看谁在铁轨上走的远！”于是大家纷纷脚踩铁轨、争先恐后的向前跑去。

过塔头湖大桥时，有两个胆儿小的女同学见桥高水深，不敢过。我自告奋勇要协助人家过桥，一个女生说，“你掉下去，还不知道让谁捞呢！”

我们连蹦带跳、手舞足蹈、喊叫着、歌唱着……太阳离北山还挺高呢，就到了连珠山。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剧团的同学们在一起活动。因为在这次演出时，装美国人的同学的肚子下边露出一缕棉花，在两腿之间晃来晃去，我忍不住笑了笑。我稍一回头，看见刘主任的两只黑眼睛狠狠的瞪着我，吓得我立刻板起脸，不敢再笑。回到后台，刘主任咬着牙说：“该哭的时候，你笑！该笑的时候，你板着脸！”说罢，抬脚狠狠的踢了我的**；又骂了一句“八嘎牙噜！”

回家吃饭的时候，我说了这个事儿。父亲听了后，从不骂人的他，说了两个字：“混蛋！”

（200208172006120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