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君臣的一系列操作,使宋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不但改变了诸国视宋国为软柿子的惯常思维,宋国实际控制的疆域也大大扩展了。
疆域的扩大非常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和商品品类都得到了极大拓展。
我决定实施新经济发展计划。除了盐铁和矿业由国有的新商贸易商行在源头上实行专卖,其他产品一律进入市场以实现自由交易,并根据交易种类确定征税额度。
宋国的农业、手工业、纺织业等实业性产业都相当发达,除了国家对农业发展提出指导意见并对农产品外销实施许可之外,其他产业完全按照自由经济原则进入市场流通。活跃的商品交易将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
矿业和炼铁业在源头上纳入国有经济体系,包括开采、冶炼、铜铁专卖和兵器生产等,铜铁专卖主要是为了防止武器生产所需的铜铁外流,国内农具和生活用品对铜铁的需求在许可的情况下允许民间经营。
盐业实施国家专卖,允许民间机构向外采购原盐但必须以合适价格销售给国有商行,精盐生产由国有商行掌握并按照品类实行批发,零售则交给民间机构实施。
支持民间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搞活经济,促进民间商品交易,拓展税源,提高国民收入水平,避免国有商行把商品交易环节统得过死。这样,本就非常活跃的商品经济必将带动宋国国家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我召见了戴不胜、苏秦和计闵,让他们按照这个原则研究条款,逐步完善立法,由中央议会通过后以国家法律形式颁布执行。
新商九年的九月,第四届商丘合作论坛开坛了。八个国家的君王、诸国大臣和知名学者共一百零六人参会,可谓盛况空前。
盛会带来的安保压力空前之大,绝对最高级别的安保等级。戴光悉数派出特军和国家卫队,负责各种场所的安全守护,包括诸国君臣和参会人员的外围安全,贴身保护当然由各国自行负责。
诸国国君从一见面就开始吵吵嚷嚷,一会好似老友久别重逢,勾肩搭背;一会好似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恨不得一拳将对方打个稀巴烂,尤其诸君王面对盛气凌人的秦王,更是怒不可遏,秦王却像没事似的。
组委会对大会流程做了稳妥安排,宋相苏秦和荀子共同主持会议,宾阳书院的学生们为大会提供服务。计闵这个经商行家竟然在论坛会场的旁边办了一个宋国商品精品博览会,以供参会的各国人士参观,这商业头脑果然不一般。
开坛首日由各国君王发表演说。
今年参会的君王比较多,君王发言环节用了一天时间。第一个自然是东道主宋王,其他由各国抓阄确定发言顺序,依次为赵王、齐王、秦王、楚王、魏王和韩王。秦王同韩王商议,要在最后一个发言,互换一下顺序,韩王自然同意。看样子秦王有做最后总结的意味,把自己当成了列国的领袖。
我的发言主旨是“人类秩序与自然法则----大周之后的社会调整”。从人类本源来看,人人平等是最高原则。因此,大家的事务必须由大家来共同管理,而实现共同管理的手段是“礼法兼治”。
在对大家的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参与管理,由大家共同推举一批精英组成管理集团以实现管理,并实行任期制。这个精英集团就是政府机构。
但这个精英集团必须接受大家的监督,一个方向是通过道德约束来实现监督,这就是“礼”的社会监督性;但只有“礼”还不行,不足以实现最彻底的监督,这就是法的作用。我们必须提高法存在的国家地位,把它上升到国家最高意志,并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
礼法兼治之下,对精英阶层的监督成为重中之重,于是另外两个集团应运而生,代表各阶层的广泛利益。一个集团是由精英阶层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称为“精英中的精英”,这个集团的职能是推举国家首脑,制定社会运行规则的相关条款,提名政府主要成员,并向地方派出机构;一个集团是由广泛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成员组成的中央议会,职能是审议确定精英集团提交的法制条款和人员任命。这两个集团并行而立,对规则的执行者予以监督。
当年的殷商本来要朝着“大家的事大家管”这个目标迈进,尤其是帝辛时代,广选人才,重用各阶层人士,摒弃神权,社会呈现了一派积极向上的景象。但就在帝辛改革的关键时刻,姬昌利用周易八卦之类愚弄人的工具,掀起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崇拜热潮,蒙蔽天下人起来反对帝辛。姬昌的儿子姬发趁帝辛的主力部队远征时杀掉了帝辛,占有了殷商的江山,并对历史大加篡改。姬周成立后,对姬氏权贵和帮助他们掠取大商江山的功臣实行分封制,意图姬周江山千秋万代。殊不知正是这种分封,使诸侯之间不断通过流血的战争重组利益格局,以至于形成今天的大分裂局面。这是不顾天下人利益极其自私的可耻行为。
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仍然要向集团管理发展。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天下统一,在统一基础上实现有监督的集团管理。
我的政论在君主制的今天,具有革命性,因此引起了参会人员的强烈议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因